司徒雷登与冰心｜鲁建文
司徒雷登，由于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在中国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名几乎家喻户晓。
这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在1929年之际，有幸担任了著名作家、诗人冰心与吴文藻婚礼的司仪。然而，他当时的祝福，在随后的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中，却给冰心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一变故，无论是冰心本人还是司徒雷登，在当时都未曾预料到。
司徒雷登，于1876年诞生于杭州，其父母均为远渡重洋至中国的美国传教士。11岁那年，他踏上了前往弗吉尼亚州的旅程，求学于汉普登悉尼学院，并最终完成了学业。28岁那年，他携妻子重返中国，投身于美南长老会的传教事业，成为该会第二代传教士。而他在中国留下的最深远印记，莫过于创立了燕京大学。
1918年，北京地区的汇文和协和两所教会大学携手达成共识，决定合并为燕京大学。在此过程中，双方有意聘请一位与这两所学校毫无瓜葛的人物担任校长一职。时任金陵神学院教职的司徒雷登，以其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以及卓越的学识和素养，脱颖而出，成为双方一致认为的理想人选。
面对这副“毫无亮点”的局面，众多友人纷纷劝他婉言推辞，然而他毅然决然地担起重任，就任为该校的首任校长。他四处筹措资金，搭建校园，网罗师资，狠抓教学，一时间成为最为繁忙的人选。经过10年的不懈奋斗，学校不仅拥有了“全球最美的校园”美誉，更跻身于中国当时一流大学的行列。
经过后世核算，燕京大学自创校以来历时33载，司徒雷登校长执掌校务长达27年之久；尽管在校生人数不足万人，却成功孕育出55位两院院士；在二战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我国驻各国新闻特派员的绝大多数均为燕京大学校友。该校的办学成果，至今仍被世人传颂不衰。
冰心，正是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有幸与司徒雷登结缘。1918年，她自北京贝满女中毕业后，遵循父亲“不当良相，愿为良医”的教诲，踏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立志投身医学领域。然而，在协和与汇文合并之际，深受新文化运动思潮影响的她，毅然决然“弃医从文”，转投燕京大学文学系，开启了她文学创作的生涯。
在燕京大学的四年时光里，冰心不仅顺利完成了学业，更迎来了她文学创作的首个巅峰时期。她先后在《晨报》上发表了《》。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庄鸿的姐姐》、《去国》等佳作及出版作品，无不展现着深厚的文学功底与独特的艺术魅力。《繁星》《春水》两部诗集的问世，使得这位青年女作家在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迅速获得了不小的关注度。
身为校长的司徒雷登，对冰心颇为器重，尤其是英文教师，也是司徒雷登坚定支持者的包贵思，对冰心的喜爱更是溢于言表，时常邀请她至家中共进茶点，畅谈诗词歌赋。在包贵思的影响下，冰心最终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
依据与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签订的协议，她巧妙地调整了奖学金的分配，并据此向该学府推荐了冰心，该校曾培育出包括宋氏三姐妹在内的诸多杰出女性，是全球顶级的女子学府。
1923年8月，冰心踏上了前往美国的留学之旅，从上海出发。在漫长的航行途中，她意外地与曾对她进行过批评的梁实秋重逢，并且结识了后来成为她伴侣的吴文藻。抵达学校后，由于浓厚的乡愁和繁重的学业压力，不久，她那久治不愈的旧疾再次发作，她不得不痛苦地大口吐血。
她即刻被送入医院，得知消息后，同学们与朋友们纷纷前来探望。吴文藻与包贵思的母亲亦特地远道而来，尤其是远在美国为筹款而奔波的司徒雷登，也特意赶到医院探视她。
在细致了解了病情之后，司徒雷登便向她承诺：“若您在此处遇到任何不便，请随时告知，我将尽力与医院沟通协调。”
面对冰心对疗养期间过长所生的忧虑，司徒雷登温柔地宽慰道：“请安心调养身体，至于学业，凭借您的聪慧，康复之后定能迅速弥补。”
他与冰心达成共识，承诺毕业后将重返燕京大学担任教职，以此回馈母校的养育之恩。他诚挚地表示：“纵然我身为美国人，内心却同样怀揣着对中国的深厚情感，我迫切需要你的携手合作。”
在亲自前往医院探望冰心女士后，司徒雷登随即向我校师生发出一封亲笔信，详细描述了冰心的健康状况，并向大家传达了她在疗养康复的过程中的最新情况。
1926年，学成归国的冰心，应时任燕京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司徒雷登之邀，踏上了这片教育的热土，开始在此任教。而此时，吴文藻则仍旧在美国深造，致力于其博士学位的攻读。
谈及他们的联姻，宛如天作之合。在1923年赴美的航程中，冰心曾委托许地山寻访一位同学的胞弟，名为吴卓。然而，命运似乎开了一个玩笑，最终却将吴文藻引至了她的身边。
交谈过后，冰心方才意识到自己找错了对象，然而，她对吴文藻的憨厚真诚以及出众的才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美国，他们分属不同的城市，并未共处一地。
随后，在彼此往来的通信中，我们逐渐发现彼此之间越来越多的契合之处。我们双方都将对方视为心灵的知音，关系日益深厚，最终发展到相互信赖，携手共度余生。我们计划在完成学业后，共同回到祖国，举办一场婚礼。1928年，吴文藻学成归国，因冰心的关系，受邀至燕京大学授课。
学校对他们倾注了格外关照，特地为她们量身打造了一座温馨的小楼。很快，他们的成就赢得了父母的赞誉，于是，在6月15日，他们满怀期待地踏入了燕京大学的大门。临湖轩校长司徒雷登亲自主持这场婚礼，此举在当时无疑为他们带来了无上的荣耀。
然而，冰心与司徒雷登之间的交往，在“文革”期间竟演变成了严重的罪状。文革初期，她便被扣上了“牛鬼蛇神”的帽子。与其他作家相比，她身上还背负着额外的指控。国际间谍”罪名。
这不仅仅是因为她曾在美利坚留学，于日本执教，足迹遍布欧美诸多发达国家，更因其与司徒雷登先生之间非凡的交情，被世人誉为“司徒雷登的干女儿”。
众所周知，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泽东曾如此评论：“司徒雷登，这位出生于中国的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广泛的社会联系，长期管理教会学校，抗战期间更曾身陷日寇牢狱。他表面上宣称对美利坚合众国及中华民国均怀有深厚情感，成功地迷惑了部分国人。正是基于此，他被马歇尔选中，担任驻华大使，成为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首席代理人。”
显而易见，在彼时，冰心无法为自己辩护，她只能咬紧牙关，整日挂着牌子，承受着批判、侮辱和诽谤，之后又被下放到咸宁的“五七干校”。直至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前夕，她与吴文藻一同被召回北京，肩负起资料翻译的重任。
“文革”落幕之后，冰心女士身上的不实指控得以洗清。同时，曾在美国度过余生、备受尊敬的司徒雷登先生，于2008年重返故土，其骨灰被安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位于文星园，这一景象似乎应验了那句至理名言：“历史终究是由人民书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