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在那个人人身着黄布军装的时代，一位身着背带裤、佩戴着玳瑁眼镜的人，在给弟弟的信件中频繁使用“睥睨”一词，得到这样的评价并无足奇。
“在整个大华东地区，难以寻觅出像他这般才华横溢之人。”
但此人“不食”。
在接到撤职通知的那日，他默默坐在办公室里，整整一个夜晚未曾开口。秘书全程陪伴，两人共同度过了一个没有暖气的漫漫长夜，直至双脚冻得刺痛。翌日破晓，他用力推开办公室的门，毅然踏出了那一步。
经过一个月的沉淀，他挑选了若干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等书籍，投身于数学的海洋。在这片与阶级斗争和政治潮流隔绝的天地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他试图将自己沉浸在纯粹理性的世界中，直至1955年踏入中央党校的大门，此后的业余时光，他都将倾注于对数学的热爱与追求。
顾准的一家
他曾在西方经济学领域接受过专业训练，因此上手迅速。他对数理逻辑中的严密性充满了热情，以至于沉浸其中，夜深时分却不幸受寒，不幸患上了急性肺炎。
然而，他迅速超越了对于三角尺与圆规的单纯沉迷，宣称：“逻辑，不过是工具而已，若要深入研究经济，历史的研究不可或缺。”
他投身于对西方史和中国史的研究，英文成为他不可或缺的利器。凭借这一工具，他成功地跨越了当时束缚知识分子的樊篱。恰逢中央党校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尽管图书资源有限，他却能直接阅读凯恩斯与斯密的原著，并亲自动手翻译《资本论》。
历史学家朱学勤指出，那一代知识分子之所以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主要在于“知识的边界与逻辑的局限束缚了他们的前行步伐”。
知识求实，逻辑求是。
当一个人深知自己无所适从，心中不再怀揣着经世济民的志向，那么追求功利的欲望便会随之消散。此时，他便会以全然不顾生死的态度投身于阅读，认真作笔记，倾注全力，运用笨拙的方法，以期破解思想上的困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
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是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于屋檐之下避风雨，务必安然度过。”他如此笔录。
“与其愤怒，不如保持观察，这样可记录和洞察的内容便会更为丰富。”他在日记中如此记录。
在河南商城进行劳动改造期间，他的腰部状况不佳，手持的又是轻便的短锄。有时，他不得不屈膝跪于泥泞之中，仅凭双臂之力支撑起身，缓缓爬行。双膝因此伤痕累累，臂膀通红肿胀，手掌更是血迹斑斑，触目惊心。在这样的条件下，握笔都变得异常艰难。然而，他仍笔耕不辍，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与条件下，我才得以学习我国农村经济这一重要课程。”
在上海的日子早已远去，他不再习惯于穿着背带裤。如今，他的新工作竟是捡拾粪便。随着饥饿感的加剧，粪便的存量也在减少，他不得不站在他人身旁，耐心等待他们完成排泄。衣衫上沾满了粪便，他甚至无需工具，只需“伸手便直接捡起”。
这样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记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在“哀鸿遍野”的饥荒肆虐之际，他早已心力交瘁，无法再如1956年那般为个人的命运愤懑不平，甚至连一声叹息都已不再。他的日记中记录下了所目睹的浮肿、死亡以及人相食的悲惨景象。
面对哀鸿遍野的景象，他却因努力求食而感到羞愧。然而，他表示自己必须保全自身，“至少，我应记录下这个时代的历史，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大声说话，应有机会。”他写道。
自1960年起，直至其第二次被归类为右派，其间约十载光阴，他并未留下任何日记流传于世。
因此，当红卫兵要求他交代罪行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仅简洁地书写了“读史”二字，并将其张贴于墙上。
他对好友张纯音感叹道：“这正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历史阶段，我们不妨以旁观者的姿态，将这一切视为翻阅史册，见证我国未来的走向。”
他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底线，即便在“文革”初期的动荡岁月，当他在河南明城接受外调时，要求他提供材料以揭露某人过去与国民党的关联，他也坚称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面对对方的愤怒和暴力，他毫不畏惧地将脸颊迎向对方的耳光。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
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顾准的妻子，汪璧，本名方采秀。二人于革命事业中结为连理，彼时，他们均投身于秘密的地下斗争。顾准年仅十九岁，而汪璧则二十有二。他们一同流离失所，期间，顾准以“怀璧”为笔名发表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拳拳之情。
他是她唯一倾诉对象。
在被免职之际，我不禁向她吐露了心中那份孤独感，她便回应说，投身于阅读之中便能够驱散寂寞，她的话语确实富含哲理。
每逢周六，她便会精心挑选一册小说，声情并茂地为他朗读，而他对此情有独钟。《安徒生童话》。
她出差，他日记记“闷闷不乐”。
自他被打成右派并被流放到商城，生活已然变得苦不堪言。
“接获秀信，言辞间透着刻板，自踏入商城以来，这是首次在深夜时分悄然泪下。”此语令人心生怜惜。
她慷慨地让顾借用自己仅有的40元生活费来购置书籍，而她那微薄的工资则肩负着抚养五个孩子及一位老人的重任。
他铭记那个唯一的忘却烦恼的瞬间，那是在雨雪交加的凌晨四点半，他正站在外厨房的火堆旁帮忙生火。火势旺盛，带来了一种幸福感，一时间，他脑海中原本构思的文字都烟消云散，仿佛完全沉浸在这份陶醉之中。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年逾八旬，于室内反复喃喃自语：“为何我还不离世？为何我还不离世？”
他重返故里，将母亲安顿至山西妹妹的家中。离别之际，母亲那目光如炬，牢牢地凝视着他，良久不曾移开。
那是母子诀别。
在那雪花飘舞的小年夜，妻子突然提出了离婚，而他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自那以后，他的心似乎也跟着病了。
方采秀在致家人的信中提及，若能顺利摘掉帽子，她便即刻重拾婚姻，对此，顾准满怀近乎迷信的期盼。在周口店中，他因“刮胡子刀盒遭马蹄踏碎，镜破之兆”而痛苦不已。
他依旧每周向妻子寄去一封信，她每次都仔细阅读，却不再予以回复。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决定，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宁愿让他们误以为父亲犯下了错误。
此后只见面一次。
他回到家中，打算探望亲人，却见她满口牙齿尽失，面容凹陷，病态尽显，面色苍白。“你为何还不罢手？”她悲愤地质问。
他心软，离开了。
寒风凛冽的冬日，他寄来一封信，言及归来取衣。抵达门前，却见衣物悉数堆置于门外，房门紧闭，他屡次敲击，却始终无人应门。离去之际，他只好将一张存折与粮票夹于门缝之间。
返至单位，他手中多了一张由四个孩子共同签署的解除父子关系的文件，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一同转来的户口与粮食关系。
他在日记中感慨道：“自此，那每月寄来的粮票字迹，亦成遥不可及。心中不禁涌起对他们的深切思念。”
1969年，他心中涌起不祥之感，预感妻子可能遭遇了不幸。他向组织坦诚地表示，无论她是否已故、疯癫或是重病在身，这一切都不会影响她的改造，也不会影响到她的下放。组织回应了他，却只能告知他：“关于她的死期、死状、遗言，一概不知。”
汪璧因被揭露五年前曾协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文件”而选择结束生命。她将他的全部手稿浸泡于水中，揉搓至烂，随后倾入马桶，用水冲刷。由于文件数量众多，以至于整个楼栋的下水道均遭受了堵塞之苦。类似的行为，在解放前的革命岁月里，她也曾为他所为之。
他唯一的慰藉，或许便是那未知的悲悯——汪璧竟是以饮用消毒用的来苏水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死状之惨烈，令人不忍卒睹。
她的遗书中仅留下了一行字：“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她并未在孩子面前留下任何遗言，儿子回忆道，母亲之所以选择离婚，全是为了我们，她的内心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在正式提出离婚的前夕，她已经萌生了轻生的念头。
唯有顾准深知，“她已然力不从心……”
得知噩耗传来，“我急忙赶去取食，未几，几口饭菜下肚，悲情涌上心头，泪水夺眶而出，不禁将脸埋于饭盆之中，失声痛哭。”然而，他紧接着写道：“尽管如此，我依然竭力克制住情绪，尽力将饭菜吃完，因为我必须活下去……”
据经济学家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后来，他邂逅了《茵梦湖》，书中讲述了一位男子痛失心爱之人，余生孤寂落寞，他观影至泪流满面。归还书籍时，他喃喃自语：“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吴敬琏回忆道：“即便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对我轻声诉说，他的一生中，只曾深爱过一位。”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签署了认罪书，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他感慨万分，称这是莫大的耻辱，然而，他或许认为这样的牺牲能够为孩子们的未来带来一丝改善。
然而，那毕竟是1974年的事，他的子女在临终之际拒绝前来探望他，“在对于事业的狂热与对顾准的深恶痛绝之间，父子间的普通情感已荡然无存”。
1974年12月3日的拂晓，狂风夹带着大雪肆虐，他悄然离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孩子说：“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留给孩子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成为了他留给孩子们的最后遗言。
1945年，顾准与刘晓、陈同生。
顾准的孤独并非源于境遇的落寞——在落寞之中，尚可孕育幻想或憧憬。他的孤独，乃是在洞悉绝境之后，自愿选择驻足于这一绝境之地。
他过往乃理想主义精神的化身，然而，当他洞悉理想主义沦为专制主义之根源时，几乎是在精神层面，将自己彻底击垮。
那是一场血肉横飞的激战，当一个人对曾经深信不疑的事物失去敬畏，他将面临巨大的思想困境。从“诗意的理想主义”转向“冷静的分析”，这一过程充满了痛苦。他自称犹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因“无信仰”而感到迷茫，无所依托。
但是他克服了。
这种超越并非源自单纯的仇恨与绝望。它依赖于认知、推理与批判。真正的批判，是对那些曾深信不疑、为之倾注全部生命力的信念进行审视。
批判并非等同于一味地“断言、贬低、抹除”，实则是对所有价值进行再审视，“它既能吸纳并传承一切有益的元素，亦能有力地辩驳所有错误的观点”。
正如朱学勤所言，“漆黑如磐石，孤灯如豆粒，他在思想的幽深隧道中独自探索，勇往直前”。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凭借直觉同样能够进行批评，然而，顾准式的批判，却具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它能够将那些披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根基处撬开，这正是摧毁其合法性最为有力的手段。
这正是顾准之力的所在，那源于对事理透彻剖析的逻辑之强大。
如同贝多芬室内乐中不断回响的“难道只能如此吗？唯有如此方可！”
曾于三里河中科院的宏伟大楼中供职，这才得知其与我居住地竟如此毗邻。然而，今时今日，守门人对此已无所知晓，对于顾准其人以及曾居住的具体房间，更是无从谈起。
他的骨灰中，有一半被撒落在我家附近的河流之中。那是一条他暮年时常徘徊的河岸，那时的他，依旧穿着背带裤，始终戴着一顶由旧帽拆下的白布衬里帽。无人知晓其背后的原因，亦无人询问。我猜想，或许那是对逝去妻子的某种缅怀。
在这河畔，他思绪暂缓，当夜幕降临，独自行走之际，那份归途的孤寂与哀愁又该是如何深沉？
频繁地站离电脑，望向窗外的河流方向，我脑海中总会浮现出顾准的形象——若他身处一个相对宁静的年代，拥有一张书桌，他会成就何种非凡的事业？
一旦知晓他的存在，人们便不得狂妄自大，亦不可沉溺于虚无。他早已言明，历史之河不容任何牢骚之声。
然而，一旦意识到他的存在，正如王元化所言，你就难以继续保持平静。正如他所说：“诸多问题一旦被作者提出，便会如影随形。这些问题推动你去深入思考，促使你反思并审视那些由于习惯惰性而深植于你脑中的固有观念。”
我从中深受启迪的，是他对于人类不懈进步的坚定信念。在他离世之际，他对吴敬琏的教诲言犹在耳——“待机守时”——“终将迎来变革，变革到来之时，务必有所准备”。
“顾准彻底重塑了我的整个人生。”
十年后，顾先生离世，他的子女们终于得以一窥由他生前日记与书信编纂而成的书稿。
“每个人的一生中只有一位父亲，我们究竟对他有何等作为？”顾准的长女在文中感慨，“尽管我们怀有炽热的爱国情怀，愿意为超越个人与家庭的宏大目标付出，却为何始终感觉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关键在于，为何我们坚守的信念体系不能容纳新思想，哪怕是更科学的见解？究竟是我们需要审视和更新的哪一部分，才能防止未来再对亲人或社会犯下错误？”
我们身为顾准的子孙，唯有直面这些问题，方才不负顾准之遗志，亦能坦诚地宣称，数十年来，时代确实是向前发展的。
顾准持反对意见于将任何人捧上神坛，其思想亦非无懈可击，然而，未来岁月对人物的评断，不会仅局限于考量其得失与功过。
遇罗克曾言：“所谓的不朽，实则在于其能在后世子孙的心田激起强烈的共鸣。”
夜幕低垂，如同一块沉重的磐石，而一盏昏黄如豆的灯光，便在这深邃的思想隧道中独自前行，如同孤独的探险者，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