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抗战时期，中央和云南在军事领域中的冲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龙云不断要求早先出省作战的云南籍军队能够撤回本省境内，表面理由是加强云南自身防务抵抗日军可能入侵，但是实质效果则是退出抗战行列，重新归回他的控制。
第二方面是他极力阻止重庆政府把外省军队开进他的势力范围，严重干扰国军的抗日布局。在两者之间，龙云又引发他个人在抗战中的名分和指挥权等问题。
1、撤回滇军的图谋
龙云强烈要求滇军脱离抗战行列撤回本省，大概是1939年中期以后的发展。1939年底，龙云派代表到重庆向政府具体要求在湘东前线的云南军队开回云南。显然地，龙云的新姿态引起了蒋介石的警惕和不满，因此他在1940年3月份抱怨道，“滇龙之不明理何以至此？彼必以抗战失败为快而胜利为忧矣。可痛之至。”
但是龙云显然盯住这个要求不肯放手，在前后几个月期间，持续要求重庆政府调第一集团军卢汉部队回省，而且语带威胁地声称，如果中央拒绝，则将会予离间者以口实，指责中央对云南不友善。对于龙云的要求，蒋介石的反应是，“词意跋扈异常。”
1940年9月份，由于日军进占越南北部而导致云南省防务告急，重庆政府允许第60军的两个师调回云南省，但是其他云南部队都没有归还龙云建制。
所以龙云想要收回在外省作战的云南军的意图始终没有充分实现。这当然更增加双方的对立情绪。
但是更让双方关系恶化的因素是龙云排斥国军其他单位进入他的势力范围。这个问题在国民政府从武汉撤退和建陪都重庆之前，并不存在。
但是1938-1939年，汪精卫的出走和日军占领越南北部，首次把战斗的可能性带到西南省份。1939年重庆政府因为日军进攻云南的危险增加，打算派军进入云南省加强防务。
在年底，龙云派代表到重庆，表示希望中央成立“滇黔战区”并且委任龙云为司令长官。重庆政府面对龙云要求，着实认真讨论了一阵子。
不久之后龙云改口要求设立“滇黔行营”，并指明他的地位不可屈居白崇禧之下。这就让重庆政府陷入高度为难局面，因为如果重庆政府接受龙云要求，就要面对阎锡山和李宗仁是否也要兼任行营主任的问题。
重庆政府最后解决办法是撇开军事作战需要，而是以政治考虑为优先地去安抚龙云，因此特别在1940年1月首先在军事委员会体制下成立了委员长昆明行营，任命龙云为行营主任，并且约定将来一切军队进入云南省都要归龙云指挥。
岂知龙云接受行营主任后，依然坚持滇军单独作战原则，不和国军合成一体。同时旧调重弹，要求在前线作战的滇军调回云南，并且借此种种条件作为阻碍中央军队入滇的借口。
在1940年上半年期间，龙云除了不断要求调卢汉部队回云南外，还多次要求重庆政府派炮兵和工兵各一个团到云南归他指挥，并且同意云南省将几个省军的旅级部队扩编为6个师。虽然所持理由是防备日军侵犯云南，但是语气充满威胁，引起重庆政府极度不满。
在此时间内，在龙云操纵下的云南地方领袖又放出空气，主张保境安民和对日妥协，而龙云对他们的言论则完全不加制止。即便是到了9月底，蒋介石还注意到香港报纸登载的报导，引述龙云声称云南有足够军队保卫家乡，不需要其他省份军队进入云南。其实就是拒绝中央军进入云南省。蒋介石禁不住在25日日记中写道，“滇龙于9日有和平运动之拟议，可痛。”
一直到年底，双方关系维持高度紧张。虽然蒋介石得知，龙云在越南被日军占领时，曾经怂恿云南省参议会以民意机关身份发动主和而未能得逞，他也只能提醒自己，“滇事应以政治解决，不宜强制，反使其通外为患也。”显然他最害怕的就是龙云会铤而走险去“通外”——参加汪精卫政权。
2、第一次滇缅战役期间的摩擦
一直要等到重庆政府部署军队集结云南边境时，龙云才表态拒日，而且原则上同意中央军进入云南，但是交换条件则是蒋介石同意云南卢汉第60军的两个师回到云南。与此同时，龙云虽然允许中央军关麟征部队在1941年3月进入云南设防，但是禁止中央军人员进入昆明市区，为中央军的行政、后勤、联络等方面工作设置重重限制。
重庆政府尽管内心愤怒异常也只好忍气吞声地接受。然而迟至8月份，龙云仍在使用各种借口根本阻扰中央军入滇。为了息事宁人，蒋介石再度训令何应钦（1941年8月4日），凡是列入昆明行营战斗序列的部队，无论它们驻扎何地，一律归龙云指挥部署，中央政府切不可干涉，希望借此更减少龙云的疑心。这个安排的后果是全国抗战和云南抗战成为两个各行其是的指挥系统。
1941年底爆发的珍珠港事变，对于西南省份的防务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中美同盟国军事领袖在1942年初仓促议定为保护缅甸海上运输通道而发动缅甸战争。这就让云南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远征军的前进集结地和后勤补给基地，大批远征军必须通过云南省境（1942年2-3月）才能开赴缅甸前线作战。
第一次缅甸战争失败后（1942年5-6月），部分溃军撤回云南，美国陆军继之在云南建立训练基地，空军建立飞机场，同时积极筹备和最终发动第二次缅甸战争，都使得云南在1942-1945年间完全改变了它在抗战中的地位。云南在1937-1941年间，只不过是一个边陲辟地，略加保护即可。
但是在1942-1945年期间，它却因为同盟国大战略改变，而成为陆军和空军攻击日本（出征缅甸和轰炸日本本土）最重要的军事基地。这些客观形势改变在一般国家只会有军事意义而不会产生政治后果，但是在战时中国则不但产生严重政治后果，而且直接冲击抗战的基本国策。因为它们不但不能改变龙云政府的地方实力派心态，反而激起了它和重庆政府之间更频繁而尖锐的摩擦。这个现象从重庆政府领导人一连串怒气的集中表现可以清楚看出。
比如说，1942年春天第一次缅甸战争发动和作战期间，龙云就以云南缺粮作为借口排拒国军（远征军）开进云南，让重庆政府高度忧虑昆明和龙云局势不稳。
不久之后远征军惨败退入云南，龙云态度变为更为重要。但是蒋介石日记却写道，“滇龙又因时局紧张，屡施恫吓，强逼驻昆之中央军离昆，并自委警备司令，终非情义所能感召也。”
换言之，云南省不但没有倾全力救助安顿新败官兵，反而落井下石地企图将之驱赶出境。因此蒋介石只好提醒自己务必克制情绪，“滇龙跋扈威胁，当善处之。”
岂知龙云不但持续要求中央军离开云南，还在未经重庆政府同意情况下，擅自宣布任命亲信作为昆明防守司令，企图以强势把中央军赶出云南。这就迫使蒋介石声言要惩处龙云非法委派的防守司令，而龙云只好作罢。这个剑拔弩张的关系前后延续几个月都不见缓和。
正如蒋介石在6月底写道，“滇龙之跋扈诽谤放肆无忌为更甚”。然而到了7月中旬，他依然只能提醒自己，“对内政无十分把握时，应极端忍耐，不可轻举。与其对内爆裂以致敌寇乘机深入，为世上贻笑，则不如待敌来攻，以观其变。即使其有叛降敌寇之人（指龙云），则非中央之咎也。况敌寇已入滇境，若非不得已时，滇亦未必显然叛降。是国家对外之声威，仍可保持无损也。但滇之跋扈亦云极矣。”
过不了三天，他再度提醒自己，“对滇方针亦以忍诟含羞处之，以待其变化也。”
岂知到了8月，蒋介石又听到报告，云南与日本（敌谍）有接触。到了10月底，他终于明白，“滇龙目中无中央也。”
综上所言，自从第一次缅甸战争失败后，滇龙与中重庆央关系急剧恶化，走上了不归路。尽管重庆政府尽量设法和日军作战，但是龙云对自己的地盘，军队和资源则自有打算，不拟纳入全国作战系统。1942-1943年侍从室就一直为云南情况而忧心忡忡。
认为龙云左右都致力于累积个人财富，省政不修，领袖们“惟植势征利是图”，引起陈布雷感叹，“值艰难抗战之会，而对地方割据势力仍不能不妥协敷衍”，真是令蒋介石疲于奔命又难以处理。
3、滇缅反攻准备期间的紧张关系
1943年重庆和昆明关系经过几个坎坷而更形恶化。
当时蒋介石正在向美国政府极力争取发动第二次缅甸战争以图获得更多外援物资进入大后方，因此他必须向美国证明他的诚意，也就是已经在尽一切努力把远征军集结在云南，随时候命投入缅甸战场。
因此到了1943年初，中央军在云南省的数目超过地方军3-4倍。但是尽管远征军在云南的目的并非威胁云南而是待命开赴缅甸作战，却引起龙云恐慌而极力扩充省军，编成6个师，约8万人，直属龙云掌控，并不参加国军战斗序列。
在这个时期，远征军进入云南者共30万人。但是龙云设下种种限制打击军事效率。比如说，中央宪兵不许在昆明市内执行任务，中央部队在调动时不得通过昆明市区，而即使是云南省防守司令部的部队也必须离开市区20里以外驻扎和执行任务。
1943年底情形进一步恶化，云南省政府开始抨击远征军，并且示意各县县长拒绝和远征军官员进行公务接触。1944年美军车辆甚至数度遭到抢劫，云南省不予处理，而中央军单位也无权处理，导致美军以停发租借法案武器作为处罚，而重庆政府却无计可施。
这些限制与不合作行为使中央军在整个抗战时期无法进驻昆明市。鉴于成都和昆明在抗战中后期地位日趋重要，前者是美军重轰炸机基地，后者是缅甸战争的集结、训练和补给中心，但是两者都不在重庆政府有效控制之下。幸好远征军的目的并不是长年驻守云南，而是在进行整训后借道赴缅甸作战，或是后来在归国途中在云南休息整补。
然而它们如此频繁的行动，依然打破了多年来只有滇军独占云南省的局面。尽管这些活动是为了抗战大局和维护同盟关系而不得不然，但是龙云的不安和不满无法消弭。只是由于远征军在缅甸前线捷奏连连，才使得龙云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1944年初日本的一号作战，却大幅地改变了云南省领导的心态和政治盘算，把他们隐藏多时的想法更加大胆地释放出来。早在2月份，蒋介石就在日记中抱怨，“滇龙跋扈反抗之情日亟矣。”
从4月份开始，日军从河南省一路势如破竹地击溃政府军队，让龙云更加感到重庆政府进入风雨飘摇局面，而他除了趁机巩固自保，或许还可以有一番作为。特别在8月衡阳失守之后，重庆政府本身受到可能被攻击的危险，社会上传出各种谣言称，云南省已经大事疏散，而龙云也和广东、广西、和四川军人（特别是李济深）同谋脱离蒋介石另组政府，寻求和平之道。
尽管这类传闻在1944年下半年甚嚣尘上，但是没有确切史料去分辨它们的真伪。目前唯一可以肯定的史料是，蒋介石内心对于龙云的反感从1944年底开始急剧上升，达到不可抑止地步。
4、财政方面的龃龉
龙云在1932年成立富滇新银行，发行“新滇币”作为云南省官方货币。云南省通过控制富滇新银行，除了发行纸币之外，还负责管理外汇和白银，全面性掌握财经市场。
云南掌握的两个丰富外汇来源，一是云南锡可以换成外汇，使云南省政府成为当时中国少数可以拥有大量外币（美元、法郎、英镑和港币），独立进行国际贸易的省份。二是鸦片烟运销省外赚取法币（国币），虽然法币在云南省市面上不许通行，但是可以在上海等市场购买外国货币。所以在云南省，法币等同于外币。
即便是1935年南京政府借剿共机会首度把法币带进云南，也被龙云禁止在市场上流通，只许和云南银行进行交易。云南省要到1937年5月才准许小额法币钞票通行市面，而主导币制依然是新滇币。与此同时，云南省也企图操纵新滇币和法币的兑换率而牟利。最后法币和新滇币同时在省内通行，但是云南省仍然继续掌控外汇管理权。
1937年底，南京政府中央银行在历经艰难的政治协商之后，才被云南省准许在昆明设立分行。次年，重庆政府的中国、交通、和农民等三大银行相继进入云南设立分行，但是龙云仍然把这些发展视为是威胁云南省财政独立地位和富滇新银行独霸权，所以想尽办法干扰法币业务。
富滇新银行甚至暗中扩大发行新滇币，破坏法币制度。1940年中央政府在经过众多让步之后，终于和云南政府达成协议，由中央政府负担云南省的军政费用，而云南省税收也交由财政部征收。但是中央政府当时在全国禁止黄金美钞买卖，却对云南网开一面，特准公开买卖黄金美钞，为全国财政控制开了一个大漏洞。
1941年底当重庆政府仍在计划进一步统一全国财政事务时，龙云听到风声赶忙命令省政府财政厅将历年所积存的公家资产，包括银元2千万元、黄金数万两，及其他的债券、美钞、官产、鸦片烟等索数抽出，在1942年初急忙成立“云南企业局”，把原本的官营事业悉数转入民营账户，保护手中资源。
1942年7月，重庆财政部终于明令废止云南省发行新滇币权力，同时要求云南省在2年内收回新滇币，并且把发行保证金上缴中央银行保管。但是龙云早已将云南省政府大部分公产转移到私营的“云南企业局”，成功地逃脱中央政府控制，而对新滇币的收购也百般阻挠。在外贸管理上，也拒绝和重庆政府合作，经常发生摩擦。
在1942年，由于太平洋和缅甸战局改变，随着大量中央机关和军队进入云南，法币也急速获得优势。但是云南省依然大量发行新滇币，从原先的3千万元发行量猛然增加到8亿元，与重庆政府争夺通货膨胀的利益。
1943年财政部在昆明成立银行监理官办公处，要求省内银行和钱庄据实报告它们的准备金。但是滇富新银行完全置之不理，因为一旦向中央申报准备金，就会暴露它的资金内幕，使它的发行纸币量受到法律限制，影响地方实力派的财源。因此在抗战时期，滇富新银行并没有注册登记，成为明目张胆的“非法”金融机构，而且也拒绝公开它的纸币（新滇币）发行额。重庆政府面对此项公然挑战只能寻求私下解决。
云南财政独立还有一个独特标志，就是拥有国家进出口控制权力。1937-1940年间，重庆政府大量从越南铁路进口货品，包括武器军火，但是云南省居然对国家进口的货物一律课税。经过重庆政府再三委婉请求，云南省最终同意停止征税，但是交换条件则是由重庆政府向云南省进行补偿，由财政部支付云南省由于停止收税而造成的全部损失。在这个过程中，龙云又采用拖延策略，迫使中央政府不断以巨额补偿方式，去贴补云南在其他方面承受的各种“损失”，以交换云南省同意局部性地纳入战时全国财经体系，过程十分艰巨。
5、龙云作死之路
1944年9-10月份，中美同盟关系遭遇巨变，蒋介石终于驱除美国驻华最高军事代表史迪威将军 ，而代之以魏德迈将军。蒋介石和魏德迈的关系出乎意外地改进，使中美同盟展现出一丝曙光，无论是军队训练或给养都产生前所未有的进展，其中特别是中央军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显著提升。因此在1944年底，中美两国共同拟出反攻计划，希望把一号作战时入侵西南省份的日军赶到长江中下游，配合盟军从太平洋地区大反攻战略。
为此，重庆政府特意在1944年12月份在昆明成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
但是这一连串发展立即引起龙云极度不安，而他的关注并不是中国作为盟邦的战略需要，却是担忧中央此举会对他个人在云南的独霸统治权有所侵蚀，因此禁止属下不许接待何应钦或协助司令部的成立。
当何应钦为了表示尊重地主而特意趋府拜访龙云时，也未蒙后者接见，而且也没有受到回访。当杜聿明召集高层军事会议时，云南省军官则又奉龙云命令一律不许出席。诸如此类事件使得徐永昌不禁感叹，此种不顾国家利害的行为，不知何日方能厘清？
更有甚者，由于龙云一门心思担忧中央军会趁机并吞地方军，于是明令部属不准参加何应钦的就职典礼。龙云甚至提出质问，究竟是陆军总司令官位大，或是行营主任官位大。与此同时，昆明市区又发生一起重大而离奇的凶杀案件，何应钦陆军总部一位上校级别组长身穿军服佩戴整齐却被刺杀而且弃尸水沟中，顿时造成政治气氛紧绷。
由于凶杀事件难以判断究竟是一般性民间犯罪行为，抑且是云南官方蓄意导演的示威举动，所以重庆政府只好敦请考试院副院长周锺岳（云南籍政坛元老）回云南调解，并且接受周氏建议任命龙云为陆军副总司令，再由蒋介石亲笔写信安抚龙云，才让何应钦得以顺利就职。
正当危机看似暂时化解时，不料另外一个冲突事件接踵而至。当时因为中印公路通车，重庆政府计划在昆明和滇西成立防守和警备司令部，委派杜聿明为昆明防守司令。这个单纯人事安排本当是在重庆政府权责范围之内，但是龙云却认为应该在事先征求其首肯，导致双方再度产生冲突，重庆政府又只好恳求周锺岳居间调和。
这类事故接二连三地发生显然驱使蒋介石失去耐心，从他日记中很容易看出他心情发展的趋势。
1945年3月24日，蒋介石在日记里花了大量篇幅痛骂龙云，指责他 “猡猡之终为猡猡”等语，明显地超出了他往常责骂人的尺度，到了口不择言地步。25日又写道，“自革命党政以来，从未遇地方当政者之冷酷与跋扈有如此者，夜郎自大，惟有澹然处之，不足在意也。”
3月31日日记，“滇龙之轻侮冷酷实为意料所不及。”
在整个1939-1945年间，云南省是国民政府执行建设大后方，以期进行长期抗战大策略的首要基地之一，但是该地实力派领袖已经在内心上反对这个大策略，而在实际军事行动上又屡屡成为抗战动员的绊脚石，甚至极力鼓动其他地方实力派（川康晋粤）共同抵制抗战。重庆对昆明的关系急速恶化，虽然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
但是到了抗战情形好转时，蒋介石终于决定在适当时机不再无限制忍耐，而必须采取断然行动。
这个大转折可能发生在1945年7月份。
他在7月中旬写道，“对滇龙之不法行为应彻底解决，撤换滇龙应作之准备。”与此同时，蒋介石把杜聿明召到重庆，告知其积极筹备撤换龙云的准备工作。
7月30日，蒋介石主动把龙云问题告诉美军代表魏德迈。这是蒋介石在整个中美同盟时期从来不曾做过的举动。在此之前，蒋介石从来不把中国的政治内情向美国军方透露，因为他预测只会招致史迪威的热讽冷嘲，或甚至肆意狂言，而成为自取其辱。而这次却是指名道姓地向魏德迈和盘托出，可见他对龙云的忍让超过极限和对魏德迈的推心置腹。
而魏德迈的回应也含蓄有度，只回应会提高昆明美军的戒备，却对中国内政不作任何批评和承诺，完全符合一个盟军军官的职业道德规范。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此时已经开始布置撤换龙云，当8月份胜利来临时，他立即在10月初将之断然付诸执行，结束了龙云控制云南省18年的历史（1927-1945）。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重温抗战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