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谈康生
——黄宗汉谈话琐忆
阎长贵
黄宗汉曾担任康生的秘书，伴随其左右长达十数载，亲身参与了康生主导撰写与苏共论战的“九评”文章的过程，并对康生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貌有着深刻的见证。康生离世之后，得益于其生前所赐的厚爱，黄宗汉被委以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副军级）的重任。
他与康生的交往颇深，对此人自有一番了解。然而，遗憾的是，即便是对康生的全面回忆，亦或是某一特定方面、某一具体问题的深刻回顾，他都未能完整记录下来。这是多么令人惋惜、却又无可挽回的状况。与他情形相仿的，还有一位名为李鑫的同志，他担任康生秘书的时间更长。在康生离世后，他成为了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传言称，他还是首位向华国锋提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人。然而，他比黄宗汉更早离世，同样未曾留下任何关于康生的回忆性资料。
不言而喻，若缺失了李鑫与黄宗汉对康生的回忆，全面（涵盖正面与负面）地认识与把握康生的形象将极为困难。遗憾的是，在李鑫和黄宗汉生前，并未有人着手进行相关的“抢救”工作，甚至无人提及此事，这无疑是一大缺憾，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训。中华民族以悠久历史和尊崇历史的传统著称于世，然而在当下，却有人试图让公众淡化历史及其真相，这一行为实难理解。不禁要问，我们现今出版的党史和国史著作，是否能够与司马迁的《史记》或班固的《汉书》相提并论？
《史记》历经两千余年，鲜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常言道，“借鉴历史以治理国家，教育后人”，但若缺失了“可信的历史记录”，又如何实现“以史为鉴”的教诲，又如何传递给未来？
偏离主题过甚，不妨将话题引回正题。黄宗汉虽未留下关于康生的全面回忆材料，然而在文革结束后，我与他的交流中，仍能得知一些有关康生的事迹。虽然这些信息并不全面、系统，但对于深入认识康生这位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国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无疑提供了宝贵的参考。鉴于此，我不敢自诩，却还是执笔撰写了这篇短文。
一、
我在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担任江青秘书期间，有幸结识了黄宗汉。我们同是知识分子，且在领导人的身边承担着类似职责，因此结识之后，彼此间关系甚笃，几乎是无话不谈的挚友。在“文革”期间，黄宗汉显得尤为幸运，他始终受到康生的信任与重用；而我自己，则仅仅在一年之后，便被江青诬陷为“坐探”，随后被投入监狱，遭受囚禁之苦。
自“文革”结束后，我们不止一次地重逢，欢聚一堂，畅所欲言。他时常关切的询问我经济状况，并表示愿意伸出援手，这份慷慨让我深感感激。2001年3月22日，我与历史学家苏双碧先生一同前往国防大学探望他（康生被揭露批判后，他因某位大人物的关照，仅被降为师职教员，而苏双碧先生与他同是福建老乡）。在这次会面中，他向我讲述了康生与中央某些人物的关系，我深感这一话题的重要性。返回家中后，我对其进行了追记，如今整理完毕，愿将其公诸于世。
康生未曾意识到，《五一六通知》中所提及的“潜伏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竟是指刘少奇。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首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之际，康生与戚本禹、张春桥等众多人士一同，对《通知》中所指的“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为刘少奇这一事实浑然不觉。
在此次会议的发言中，他亦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了自我批评。他坦言：“在王明路线时期，我曾犯下错误。那时，职工国际曾发布一份文件，指责少奇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亦曾轻信此言，并对少奇同志在职工运动中的立场进行了指责，甚至在《斗争》杂志上发表过批评文章，署名谢康。”
此事非他人之过，唯自我思想之误，未能洞察少奇同志实则是在白区坚定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引述自穆欣《梦醒时分——十年动乱纪事》未刊稿）此外，我在延安曾向你进行过自我反省，今日我依旧愿意向你道歉，未来我亦会继续反省。我不应效仿某些人，他们曾对你提出异议，甚至取而代之，却未曾进行任何反省。（总理插话：正是那位××啊！）
康 生
2. 康生与邓小平之间关系融洽。据黄宗汉所述，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康生曾一度遭受冷遇，但随后他得以重新崛起，这主要得益于毛泽东的提携以及邓小平的支持。进入60年代，邓小平与康生携手共同领导了“反修”运动。
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邓文革经历的书籍中，对邓1973年从江西回京后探访他人的记载颇为详尽，但关于探望康生的事迹却鲜有提及。——笔者）
康生离世之际，他所佩戴的两大荣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光荣的反修战士”——均由邓小平亲自主持评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名批评了康生的错误，并要求中央对其展开批判。然而，邓小平对此持不同意见。邓小平复出后，他聘请的顾问之中便包括李鑫（如前所述，他是康生的秘书）。有人企图对李鑫进行整治，但邓小平力保他，使其得以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后来，由于工作上的空缺，李鑫被调至经济所担任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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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康生做了大量坏事，当然与他的品质有关，是不是也要从体制方面找找原因？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 说 ：“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 意横行。”——笔者）
此外，还需补充一点，自八届十一中全会落幕之际，毛泽东委派林彪主持政治局的生活会，针对刘少奇展开批评。在此过程中，林彪与江青联手，将主要批判焦点转向了邓小平，甚至将邓小平定性为敌我矛盾。此情形令邓小平深感工作无法继续，于是他提出将自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负责的中联部、中调部等职务移交给“康老”。此举措或许也是证明邓小平与康生关系亲密的一例证。
“我的病已无望，你不妨去康老那里看看。”如今，书籍在提及此事时，避开了康生的名字，转而引用周恩来之言：“你去找那些更需要你的人吧！”
4. 实际上，康生与江青之间的交情并非外界所传闻的那般融洽。黄宗汉曾提及，康生在延安曾对江青直言，指出她与主席的婚姻生活与在上海担任明星的身份截然不同。江青曾试图寻求康生的帮助，以谋求进入中央委员会，但遭到了康生的拒绝。他曾向总理提及此事，总理回应称：“主席的意思是，江青担任政治局委员已足够。”此外，黄宗汉还提到，有一天深夜，李讷敲他的门，声称要向康生揭发江青的问题。在此，笔者补充一些相关情况。
七八载前，我在执笔撰写《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之际，曾记录下林彪、周恩来总理、陈伯达等领导人对江青的赞誉之词。然而，我未能搜集到康生对江青的褒扬之语。此外，还有一件事情是关锋亲口告知我的。
1967年2月10日，毛泽东因为打倒陶铸的方式和程序......（请注意我加着重点的几个字——笔者）的事，批评了陈伯达、江青，要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他们。这个会当然要由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主持。
届时，他和王力去请康，康说：“要批评就批评江青，连陈伯达都要自杀了，都是江青搞的！”关劝康：“康老，要顾全大局……”而开小组会江青未参加，康生也未批江青。
有必要指出的是，相较于康生与陈伯达，江青对康生表现出了更多的尊重。我曾目睹江青以“三娘教子”般的严厉斥责陈伯达，却未曾见她以同样方式对待康生。从总理到普通员工，对江青的称呼都是“江青同志”，而康生则常常直呼其名。这或许源于延安时期遗留下来的习俗。然而，这并不足以完全说明康生不尊重江青（在某种意义上，他似乎并不畏惧江青）。
康生在其后的公开活动中，不仅对江青同志的称呼日渐亲昵，甚至在致江青的个人信件中，竟敢署上“呈江青同志亲启”字样。这种称呼上的转变，实乃值得关注与深思。
不，全部上交国家。此外，他也将8000元存款全部捐出，并未留给子女。
二、
于黄宗汉府上，我与苏双碧先生亦目睹一景。便是其宅之墙壁之上，悬挂着数幅精心装裱的墨宝。依我之忆，其中不乏叶飞、李德生、吴阶平等人的佳作。这些字画的内容均是对黄宗汉先生的赞誉——具体内容，当时未曾记录，如今亦已淡忘。
当时，我向黄宗汉询问这些文字的起源。他向我们解释道：自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康生掌握了党的组织与宣传的绝对权力。然而，随着他身体状况的日益恶化，连书写都变得艰难。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事务需要他作出表态并签署姓名。通常，我会撰写一份文件，康生则在其上签字——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得以解脱了一些人的困境，或是帮助他们在工作中解决了种种难题。
众人以文字表达谢意，我不过是在借助他人之荫稍享清凉。另有一类是出于友情所致。情形便是如此。我与苏双碧先生对他的善举赞不绝口：“你这是在行善积德啊！”
2012年12月 北京东城沙滩
